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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跳过私有财产阶段，从原始的俄国集体主义直接迈向社会主义，完全符合马克思的著名格言“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
[35]。
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是一种把历史看作社会制度（社会经济形态）的有序序列的观念，这些制度中的每一个都拥有自己特有的形成这种制度的生产方式。
这种观念排除了计划（国家）经济和市场经济以任何比例共存的可能，而这种共存是在各种政治纲领中被经常提到的。
在过渡时期的最后，在经济生活的相互竞争的形式中只有一种形式获得对制度起决定作用的性质，其他的形式则退居边缘，变成一种制度外的因素（例如，社会主义之下的“集体农庄市场”
就是如此）。
计划经济取代了新经济政策，与其说是由于党内某些团体的邪恶意志，不如说是由于“市场社会主义”
中内在冲突的发展。
[36]“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俄国”
可以或者变成社会主义或者变成资本主义；当代中国正在谈论的“社会主义市场”
，只是一种过渡形式。
四、进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历史
如前所述，我已假定在进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中的世界历史经验同样适用于俄国。
但有时正是因为从“俄国特点”
出发，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不管是什么形式的）的否定态度，把它当作来自西方的在我们广袤无垠的空间中不应该有它的位置的“幽灵”
。
关于俄国独特性的争论与“形态”
中所涉及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每种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公社类型：亚细亚的（或东方的）、古代的和日耳曼的。
斯拉夫公社也被提到[37]，马克思将其看作是东方公社的一种变形。
[38]在公社阶段的差异必定影响了俄国的独特历史道路。
但是这种差异有多大？对这个问题的可能回答包含了广阔的领域：从产生于斯拉夫公社的“特殊的斯拉夫生产方式”
的概念，到把俄国的历史归类到（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相邻国家的规律之下。
那么，民族独特性（“按照定义”
它是任何民族都固有的）和普遍的历史规律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看起来，只有一个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对民族的历史与足够广阔地区的历史进行比较。
在通过这种方式发现了具有普遍性的“稳定的历史内核”
后，才可能揭示超出内核范围的不再重复的只有一个民族的历史才独有的东西——真正的民族特性。
与此相反，一些学者实际上却试图通过内省，通过仅仅从俄国历史出发并拒绝与任何其他文化对话来发现俄国独特性的蛛丝马迹，殊不知，离开了与其他文化的对话，真正的自我认识就是不可能的（В.Б.帕斯图霍夫的文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39]）。
但是，毕竟，每个种群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只提独特性的程度。
我试图确定俄国有多么独特时，将要考虑不是一个社会有机体而是一套社会组织的信息转轨，并且还要考虑宗教的特殊地缘性（然而，它是从分析的抽象理论水平迈向具体历史水平，从我们称之为形态的理想的社会组织到已经现实存在的文明和社会的另一步）。
一种社会形态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达到最大限度的保守。
不仅权力结构和“建立在得到高度发展的社会机构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制度的抵抗力”
反对革新[40]，而且在这一社会中形成的“社会性格”
（一个由弗洛姆引入的概念）也反对革新。
最后阶段是一个进化的死亡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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