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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案子一有松动，而有人能为他们讲话，或有人复出，自然又要牵动一片，继续造成人事上的变动。
原先遭打击的人越来越多地复出，原先在台上的人则自然要被贬被罢，而这种人事变动又会推动运动的继续深入。
因此，在魏忠贤刚倒台时，像杨维垣之类还是倒魏的功臣，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杨维垣之流最终成为了运动的对象，沦为魏氏的党羽或倒魏运动的绊脚石，从而被清除出局。
不知崇祯帝是否清楚这一点。
不过他的态度不久便有了改变。
至崇祯元年（1628）三月，崇祯帝下令追恤天启时遭冤屈陷害而被迫害至死的诸臣，像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被魏忠贤直接逮捕迫害而死的，都被平反昭雪。
而像冯从吾、邹元标、高攀龙等被魏忠贤贬削的旧臣，也都有赠恤。
那位敢说敢讲的编修倪元璐出了大名，崇祯帝也没有过分追究。
在当时的氛围中，这无疑是一个鼓励。
当时力主调和并阻止给东林党人平反的内阁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至此也被罢免。
出头攻击他们的是御史罗元宾。
这位罗御史措词激烈地说，施、张两位，身为大学士，却在魏忠贤擅权之时，贪图高位，一味迁就迎合，让魏氏为所欲为：赏公封爵，颂德建祠，诛杀削夺，无恶不作。
这实在是误国徇私！
施、张两位坐不住了，要求辞职，崇祯帝立即同意。
这两位阁臣的去职，更有利于运动的深入。
到了四月下旬，那位出了大名的倪元璐，再次出头，上疏要求崇祯帝焚毁那部给东林集团定性的《三朝要典》。
这又是一个惊人之举！
《三朝要典》的内容包括万历后期的梃击案、泰昌时期的红丸案及天启即位之际的移宫案。
魏忠贤通过《三朝要典》的编修和刊印，不仅给东林党人定了性，为其贬杀东林党人提供了历史和现实依据，而且还把自己大大美化一番。
当时为了奉承魏忠贤，有人竟把魏忠贤抬高到与孔子一样，同是圣贤，列举的理由就是魏忠贤杀东林、修《三朝要典》，与孔子诛少正卯、编《春秋》可以相提并论。
此说虽荒唐，但也足见《三朝要典》的分量。
现在魏忠贤既败，东林人要彻底翻案，就必须搬掉这块绊脚石。
倪元璐是聪明人，所以提出毁掉《要典》。
问题在于要毁《要典》，谈何容易？天启皇帝曾为这部书御制了序言，给定了性。
《实录》中有关三案问题的记述上，全都参照了《要典》。
更重要的是，主张修《要典》、参与修《要典》的当事人，不少仍在位，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来宗道、杨景辰就是天启朝编修《要典》的副总裁。
因此，当倪元璐提出毁《三典》时，大学士来宗道赶忙票拟圣旨道：
“所奏关系重大，着礼部史馆诸臣详议具奏。”
崇祯帝看了不太满意，便笔一挥，添了一句：
“听朕独断行。”
这句话已有明显的倾向性，所以礼部与史馆诸臣商量的结论也就不难预料。
就像来宗道这样的当事者，见风向已变，也竟然要求毁掉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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