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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市场必须加以制约，其制约因素如果仅仅是国家的福利，远远不够，有必要引进其他因素。
其实，中国新式的医疗和教育，最早的引进者都是教会（包括天主教和新教）。
在鸦片战争中国教禁开放之后，来华传教的传教士，很多都是医生，甚至在鸦片战争前，这样的医生就已经在广东、福建出现了，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的美国医生伯驾，就是一个传教士医生。
中国的西医基本发端于教会，西医教育，无论协和、湘雅、华西，都是教会办的，也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医院体系。
至于西式学校，几乎是跟各地教会同步兴起，有教会的地方，差不多都有学校。
中国最早的大学，也是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兴办于1879年，1892年开设大学课程；震旦公学，1903年兴办，1917年升格为大学。
而国立京师大学堂说是1898年开办，实际运作则是1903年后的事情了。
实际上，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兴办的学堂，无论大中小，都在明里暗里跟教会学校学。
民国时期教会的大学虽然数量不多，学生比例也不高（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15%左右），但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是名校，北方的燕京、辅仁、协和，东部的圣约翰、金陵、东吴，南方的岭南，中西部的华中和华西以及湘雅，几乎个个都可以跟国立的清华、北大、私立的南开和厦门大学相媲美。
在“五四”
以后，教会大学的宗教色彩也逐步褪去，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三足鼎立，相互竞争，才创造出民国大学的辉煌。
虽然教会办医院和学校，最初的动机，也许是为了吸引人们入教，实现所谓的“中华归主”
，但是毕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新式医疗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的老百姓谋了福利。
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减少了宗教和神学色彩，趋于世俗化。
尽管如此，却始终保持了它们的慈善性和公益性，教会医院和学校，开始的时候不收费，后来局面打开，开始收费，但医院依然有针对贫苦人的慈善门诊，有慈善性的医疗服务。
学校也是如此，对于学业优良的贫寒子弟，始终都敞开大门。
教会的医疗、教育这种与生俱来的公益性，对于公立和私立教育、医疗事业，始终是一种压力，一种竞争性的压力，可以制约着公营事业不那么官僚化，更可以制约着私营事业不那么唯利是图。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中国的医改和教改，把这两个领域对教会开放，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对国家和民众，都是利大于弊的好事。
现在这两个领域不能对教会开放的原因，是由于意识形态，但是，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许多地方，不说教堂林立，也差不太多。
既然教堂的存在已经无法遏制，那么，人为地禁止教会进入公益事业，还有什么必要呢？清末和民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会的存在，尤其是在公益事业的存在，对国家安全并没有什么妨碍，当年尚且如此，那么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的今天，这样的担忧，就更没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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