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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理性化和利益化也可能导致复杂的情况。
特别是在人际关系上,这种理性化过程中的特点是:家庭的解体,姻亲关系日渐重要,有选择地走动亲戚,朋友关系的广泛存在及其亲戚化,兄弟关系的疏远,日益严重的农村养老问题,生育子女的理性考虑,父母与子女分家,传统习俗和仪式迅速衰落等等。
重要的是,在差序格局解体的时候,人们自己选择关系,这种关系的选择,依他们的理性算计。
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则为农民提供了进行理性算计地交往朋友的理由。
人际关系与经济利益越来越紧密地挂上了钩。
农民的分化和职业的变化在农民交往方式上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交往标准的差异性增大。
农民开始走出村庄,接触到不同的人和许许多多新生事物,因而思想更加开阔,更愿意接受新生事物,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这种以利益为核心的心理与行为特征的出现,虽然是基于“理性化”
,但往往是一种私利的理性化。
就个人的理性而言,其实有两种,一种可以称为公共理性,一种则是个体理性。
前者是一种关注公众利益的理性,后者是关注个人利益的理性。
在个人更加自由的条件下,个体理性的最大化,有时反而不如在个人自由不足条件下,集权或威权对公众利益甚至个人利益所能够提供的保障。
比如,在新时期,在这种“理性化”
下,我们看到了农村传统的“守望相助”
的传统在许多地方被销蚀,甚至农村养老问题也日益严重。
由于农民社会关系“原子化”
的基本特点,在其生产过程中,也出现了不能进行合作从而使共同利益甚至社会利益受损的普遍现象。
比如农民不能组织起来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也不愿向土地作更多投入。
无论是农村基层工作者还是农村的老农,都认为现在的农民“变懒”
了。
在这种利益化的指引下,农村人际关系呈现了复杂性,比如,在许多地方,宗族势力不是消解了,而是强化了,同时出现了新的利益团体。
但是,无论我们对农村人际关系理性化的评价如何,它都是农民个体的“理性”
选择,因而有它的合理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的心理和行为特征从来都是“理性化”
的,不过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价值观。
人们可以批评农民的某些“计算”
过于斤斤计较于私利和目光短浅,但如果从农村的社会环境中去看待这种心理和行为现象,必须承认,农民个体利益的重建以及基于个体利益的“理性化”
,构筑了农民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总体上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农村所出现的新的特征,从根本上说,是在国家和社会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背景下,自然而然地发生的。
这种新的变化还在继续着。
但无论如何,由于中国国情,农村和农民将始终存在,并始终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存在,所以,它必将始终保持自身独有的自然、社会、文化特征。
同时,城乡二元结构虽然已经在全社会的进步中日益弱化,但也必然在相当时期存在。
因此,农村社区的特征除了它自身天然具有的那些之外,也会长期带上社会政治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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